政协凉山州十三届委员会第三十次党组会议召开

知道了什么是空无的，也就会知道什么是真实的。

上文讲到，荀子认为，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能参，即人以其治，参与到天地生养万物的过程中去。学就是要学做人的道理，《礼记·学记》中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在此，荀子特别提出了礼有三本的重要观念，要人们记住这三本，不能忘掉。荀子列举了许多历史上的人物来说明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很多人因蔽而失败、得祸，落得个千古骂名，此蔽塞之祸也。（《王制》）由此，也让我们认识到，人的这种能群的能动性，具有支配万物的能力，所以人也就参与到天地生养万物的过程中去了，诚如荀子所揭示的：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论》），人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不苟》）。因此，人只有清楚和深入地认识天地的职能特点，才能参与天地生养万物的过程，才能正确地发挥人的治理功能。（《王制》）义者，宜也。

荀子说：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北宋程颢、程颐拜周敦颐为师，周令二程寻孔颜乐处，从而揭开了宋明理学的新篇章。而创立儒学，培养儒生，进而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发展方向，则肇始于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周官》礼、乐同掌于春官，《礼记》礼、乐同诏之瞽宗，其义一也。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然而，从儒学教育层面，从孔子学校培养目标来看，成于乐并不以学习音乐知识为目的，而是指向君子儒人格培养。正是这种辩证关系，体现出孔子儒学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的丰富内涵及社会价值，受到后人重视，也值得我们珍惜。

杨树达认为《左传·昭公十六年》的两例郑志其实均指郑诗，证明志与诗古人常相通假。孔子要弟子兴于诗，为培养君子儒人格提出了一条具体实施路径，这一路径既是教育的，又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颜渊曾感叹：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梁皇侃以为此章明人学须次第也。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孔子诗论》中诗字或从止从口，或从止从言，而志字从止从心，也是言（口）与心之别。不过，作为数术层面的诗，不仅包括《诗》文本，也包括用于歌咏的声乐、器乐和指导诗、乐的礼仪。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竹书也有志诗互释互训的文句，如郭店楚简《语丛一》之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诗字从言从寺，志字从心从寺，二字仅言与心之别。关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前贤有过许多讨论。

宋郑汝谐以为：此数语，盖孔门入道之要，故以为首章。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

孔子曾提出过成人标准：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礼是恭敬之事，恭敬是正其容体。

如劝子夏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强调君子谋道士志于道，都说明了这一点。范祖禹则说：《诗》所以序人伦，故学者必‘兴于诗。正如明章世纯所言：人无自立之力，则托于众所服者以载其身。因此，孔子儒学教育不是一般地培养儒生，而是要培养君子儒，这是毫无疑问的。（《论语·先进》）那么，颜回性格特质是什么呢？还是听听孔子的评价：贤哉，回也。闻一多《神话与诗》和朱自清《诗言志辨》都认为‘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

孔子所云诗礼乐虽不排斥数术，却主要不从这一层面立论，他所注重的是君子儒的人格养成。颜回死后，孔子悲恸欲绝，大呼：天丧予。

在孔子时代，虽然诗与乐有所分离，赋诗言志已经可以不依赖于乐，但它仍然执行着某种礼仪功能。孔子将乐以忘忧作为自己的人格特征，认为自己是个快乐的人，这便为我们认识君子儒的性格特质指明了方向。

以礼加人，人无拒者，人不拒则我得行也，我得行则我不夺也，不夺之谓立。当然，作为养成君子儒人格最后阶段的成于乐并非与音乐教育无关，而是自始至终相生相伴，因为作为君子儒人格特质和精神向度的成于乐是在长期的音乐教育和诗礼熏陶下形成的，它不仅不排斥全面而完整的音乐教育，而且以之作为依托和凭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而朱熹以为：按《内则》十岁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在学校教学实践中如此，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也如此。治身以此，治天下国家亦以此。

宋邢昺说是记人立身成德之法，并解释：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因为志是诗的内在依据，诗是志的语言表达。

《说文解字》：诗，志也。正如陈祥道所说：古之教人‘兴于诗者必使之‘立于礼，‘立于礼者必使之‘成于乐，故周之辟廱亦不过辟之以礼，廱之以乐，使之乐且有仪。

小人反是等，完全跳出了春秋之前以社会身份地位区分君子小人的传统认知，转而从道德品质和人格修养来区分君子与小人，也用以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实现其教育目标。因此，成于乐就是通过学习养成君子人格的坦荡情怀和快乐精神。

（《论语·雍也》）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至于成于乐，自然与音乐教育有关以礼加人，人无拒者，人不拒则我得行也，我得行则我不夺也，不夺之谓立。而朱熹以为：按《内则》十岁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

颜渊曾感叹：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因此，兴于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兴起于《诗》的文本，而应该理解为通过学诗兴起学者的君子之志，这种志既包含了意志品质，也包含了情感态度，可以是见贤思齐的好善之德，也可以是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恶恶之心。

当然，作为养成君子儒人格最后阶段的成于乐并非与音乐教育无关，而是自始至终相生相伴，因为作为君子儒人格特质和精神向度的成于乐是在长期的音乐教育和诗礼熏陶下形成的，它不仅不排斥全面而完整的音乐教育，而且以之作为依托和凭借。……这很好地说明了礼乐对于君子儒人格养成的重要意义。

宋郑汝谐以为：此数语，盖孔门入道之要，故以为首章。而瞽宗虽主以乐教，礼在其中矣。